花桥｜桂林故事 胡愈之：进步文化的“设计专家”

胡愈之，集编辑、记者、作家、翻译家、出版家于一身的杰出文化名人，是我国进步文化出版事业的先驱者，也是为民族解放、人民民主、社会改革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卓越社会活动家。20世纪20年代开始，面对国家和民族危亡，他办报、出刊、撰文……利用文化阵地，唤起国人的觉醒。 “永远向着未来，不要怀念过去，一切为了明日，不要迷恋昨日。”——这是在上世纪40年代，胡愈之所写的《少年航空兵——祖国梦游记》一书中的一段话。“永远向着未来”“一切为了明日”，是胡愈之毕生执着追求的真实写照。那时，他刚刚离开桂林不久。虽然在桂只有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但他在这里积极拓展新闻出版业务、创办文化供应社和生活书店，并撰写了大量文章，进行了大量演讲，把抗战思想和进步文化传播到桂林的各个角落。在桂林期间，由于他在宣传进步文化方面主意多，展现出非凡的组织能力和创造力，朋友们都称他为进步文化的“设计专家”。

胡愈之 （资料图片）

年少有为 出版“先锋”

胡愈之原名学愚，他1896年出生于浙江省上虞县。1902年进入私塾。1911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绍兴府中学堂，后又到杭州英语补习学校学英文。1913年，经父亲安排，拜绍兴人、横山春晖学堂教师薛朗轩为师，学习国文一年。1915年起，他便在《东方杂志》上经常发表文章，并很快从练习生升为助理编辑、编辑。1919年，发起成立上海世界语学会。1920年，与沈雁冰、郑振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

1921年，胡愈之与胡仲持在上海创办了《上虞声》。这是一份传播进步思想的报纸。1924年，胡愈之结识了朱自清、丰子恺、朱光潜等新朋友，在与他们的交流中渐渐接受新思想，对自己未来的目标更加清晰。1925年，胡愈之参加五卅运动，编辑出版了《公理日报》，撰写《五卅运动记实》等文章。之后，他还与吴觉农、郑振铎、叶圣陶等人共同协助创办开明书店，这是中国首家完全由知识分子兴办的书店。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胡愈之目睹了国民党的反动后，出于义愤写下一封由郑振铎、吴觉农、章锡琛等人共同署名的抗议信，在《商报》发表，随即遭到白色恐怖威胁。经朋友们劝告，他决定筹资到法国留学，以避开风头。直到1931年春回国。

回国后，胡愈之的内心依然坚定，他排除万难继续着他的出版事业。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在上海担任中国青年世界语者联盟书记，主编《东方杂志》《世界知识》，并和邹韬奋等人一起主持《生活周刊》，进行抗日救亡宣传。1933年9月，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筹划创办《文学》《译文》等刊物。

投身桂林 散播火种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胡愈之到了武汉。1938年5月，他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第五处处长，主管抗日宣传动员工作。武汉沦陷后，胡愈之随当时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一起到了长沙，因三厅已分散，需要整编，胡向周恩来提出辞职，希望去延安。周恩来认为，此后桂林的地位很重要，建议胡愈之改道桂林，一方面做好对桂林的统战工作，同时开展抗日文化工作。就这样，胡愈之受周恩来同志的指派，和范长江一道，经过将近一个月的长途跋涉，于1938年11月到达桂林。

胡愈之到桂林后的第一件大事，是成立国际新闻社。早在武汉的时候，他就开始着手和设计国际新闻社，武汉沦陷后，国际新闻社的原班人马撤到桂林。很快，在胡愈之到桂林短短几个星期后，国际新闻社总社（简称“国新社”）就在桂林成立了。社长是范长江，胡愈之是总顾问。

位于桂林榕湖边的国际新闻社桂林总社旧址纪念碑。胡愈之在桂林时，任该社总顾问。 张苑 摄

国新社当时以桂林为中心，向各地发稿，主要是战地通讯，有时也发一些专论。社里每周还要编印《国际新闻资料》，供给全国各地报纸做材料，受到全国进步新闻界的欢迎。在胡愈之的统筹下，国新社发稿的方法也很特别，是由编辑部把本社记者从各地采访来的稿子复写几份，一份交给国民党的国际宣传处，其余各份则分别发到各省，如四川、云南、广东、福建等省的地方报纸。由于各省地方报纸的发行很少超越省界，因此，虽然是一稿数投，也并无冲突。况且，当时这些地方报纸独立派出记者到战地去采访，经济上会有不少困难，而直接用国新社的稿子只需几十元就可以每月订购十篇，这对于地方报纸来说是件好事。

国新社建立起来后，胡愈之又着手新的计划。他决定利用自己丰富的出版经验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建立一个出版社作为新的文化阵地。在与救国会成员沈钧儒，老同盟会会员、时任广西省临时参议会议长的李任仁等人磋商后，胡愈之拟定由救国会和广西建设研究会共同创办一个文化出版机构，即文化供应社。

胡愈之在文化供应社建立之初就制定了“配合抗战宣传，动员民众，推进普及教育和群众文化运动的需要”的工作方针，并将文化供应社的读者对象锁定为“广大城乡工、农、兵、学生”，大量出版、编印各种战时干部训练材料、学校教材、参考书、词典、百科全书、学术名著以及关于宪政、地方自治和时事问题的丛刊等，力求以丰富且符合战时需要的出版产品，重振被战争摧毁的本土出版业。

文化供应社编印了一套“文化室图书”和一套“通俗文库”。文化室图书《国民必读》共计261种，内容包括战争常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可供阅读和演唱的文艺作品，以及挂图、地图和《国民字典》等。此外，文化供应社还出版了大量学术著作、文学读物，以及青少年读物等。这些出版物覆盖了各个群体读者，丰富了战时群众的精神生活。

据有关资料统计，抗战期间，文化供应社在桂林先后出版丛书12套120种，单行本著作107种，成为抗战期间广西规模最大的文化出版机构，扛起了全面抗战后本土出版业复苏的大旗。同时，这些书还被大量送往前线，成为文化供应社协助当地开展抗战动员工作的重要工具，推进了文化抗战的实现。

胡愈之也是生活书店创办人之一。1932年7月，生活书店在上海创办。抗战爆发后，生活书店曾迁到重庆，1938年3月在桂林成立分店。在桂林时，胡愈之在百忙之余十分关心生活书店的发展，经常给生活书店献计献策，积极促进书店的改革和发放，为抗日文化的传播尽心尽力。

位于桂林中山路上的生活书店桂林分店旧址纪念碑。胡愈之是该书店的创办人之一。 张苑 摄

胸怀激情 鼓励青年

胡愈之在桂林时，虽已步入“不惑之年”，但他的内心却一直保持激情活泼的“青春态”。他喜欢和青年朋友们生活在一起，热情地鼓励他们学习，指导他们写作，并在工作中注意培养新的青年干部。

1939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论进步与倒退》的文章，刊登在《中学生》半月刊上。文章指出：“不进步，必倒退，而倒退是灭亡的先驱，这是人类历史所屡试不爽的。所以在今天，竭力争取进步，竭力避免倒退，同时以进步的力量制止一切倒退的行为，这不仅是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而且是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密切相关的。”这是他对国民党当局走向倒退的抨击，也是他对国事的关切和对年轻一代的希望。

1978年，胡愈之在悼念范长江的文章里这样回忆道：“在1939年初，在桂林这个冷僻的小城市里，出现了新的希望。希望在于党，希望在于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希望在于从沦陷区流亡到桂林的大批青年文化战士。”胡愈之还回忆起他那时对国新社一伙青年深厚的感情：“从1939年初到1940年我离开桂林为止，我几乎每天都要去环湖路（国新社在桂林的社址）溜达一下。除满嘴胡子、被大家称作大师的总编辑黄药眠以外，全是20岁左右的青年战士，大家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毫无拘束地讨论国内和国际形势。到了晚间，还举行歌唱会和舞蹈会。我和大家学习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也觉得自己年轻多了。”

1940年，胡愈之从桂林去新加坡时在船上留影。（资料图片）

当时文化供应社的一位青年这样回忆胡愈之：“1940年初，我经徐雪寒同志介绍给胡老得以进社，在桂林丽泽门外丽君路一幢房子的二层楼上，和另一位青年顾前，开始了我从事出版工作的学徒生活。出版部主任宋云彬实际上也是做编辑工作的。我和顾前枯坐了近十天，面对着一堆原稿和校样，一筹莫展，不知所措，连窗外‘山如碧玉簪’的景色，也引不起我的兴趣了。这时胡老在百忙中注意到了我们的苦闷，一连花了半个月的时间，用对开土纸，手把手教我们折叠不同尺寸的开本，教我们各种校对符号的使用法，并且专门追叙了他自己18岁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练习生的经历，他认为从事校对和资料工作是当好编辑的重要基本功。他的循循善诱，不断激励着我。我白天在办公室校对，早晚跑建设印刷厂，下车间看‘手民’们的撮字和改版，一面学习，一面实践，对出版工作总算入了一点门。”

1940年7月，按照组织的安排，胡愈之离开桂林前往新加坡，继续他热爱的办报事业。

离开归来后，胡愈之依然奋斗在文化抗战一线，直到抗战结束。1948年8月，在国共两党即将展开生死大决战的紧要关头，胡愈之夫妇通过中共的秘密交通线，扮作侨商夫妇，辗转历险，终于到达华北解放区，在周恩来的指导下积极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1949年5月，《光明日报》在北京创刊，胡愈之出任总编辑。

1982年10月，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革命出版工作五十年纪念会时，86岁高龄的胡愈之写了贺信。他充满深情地写道：“我和这三家书店关系很密切，尤其是和生活书店，关系更加密切。生活书店的创办人邹韬奋，是我亲密的朋友，我常常为韬奋主编的刊物写稿……这三家书店，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战胜了反动统治的残酷迫害。到1948年，合并成立三联书店。新中国诞生后，三联书店继续为国家的建设事业，为广大人民，贡献力量。”

如今，生活书店桂林分店旧址的纪念碑依然矗立在桂林市中山路的繁华街头；榕湖边也能寻到国际新闻社的纪念设施；桂林的各种文献资料中记录着许多关于胡愈之在桂林工作时的资料………桂林这座城没有忘记他，一位执着的“文化战士”。

来源: 桂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