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之路：中国1978发生了什么？
前言
说社会的进步是由于历史某个时期的社会思想条件自然而然发生的，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它实际只是在整个社会已经下定决心进行试验之后才一蹴而就的，这就是说，这个社会必须要自信，或者无论怎样都要允许直接受到震撼，而这种震撼始终是由某个人来赋予的。——伯格森（192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思想家）
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公无疑就是伯格森这句话里的“某个人”。
01 中国，正在觉醒
1978年3月，邓公当选政协主席，也是这一个月，我国的改革开放悄然开始。
站在今天回顾历史，1978年是一个鲜明的节点，当一个普通人身处其中，只能通过一些“细枝末节”来判别风向的悄然改变。
我们很难说清某个标志性的事件是改革的起点，但能在历史中找出诸多的蛛丝马迹，他们集合到一起，就是千丝万缕，足以证明，这就是起点。
全国科学大会
1978年3月18日，邓公主持了“全国科学大会”。同时，在大会上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
这两个论断，如今看来并没有什么稀奇，当时却如同惊涛骇浪冲击着知识分子们。
“文革”给所有知识分子上了一层禁锢他们的“枷锁”，邓公的论断，彻底打破了这一层“枷锁”。
大会上，国家领导人承认，中国在许多方面是落后世界水平的，并通过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简称《八年规划纲要》。
《八年规划纲要》中提出了“全面安排，突出重点”的发展方针，确定了8个重点发展领域，以及108个重点研究项目。
八十年代农业
八个重点发展领域分别是：农业、能源、材料、电子计算机、激光、空间、高能物理、遗传工程。
其中，农业研究包括：研制农业机械、育种技术、土地治理、机械化养殖、化肥技术、根治黄河、天气、研究南水北调等二十六项研究。
能源研究包括：油气研究及开采、煤矿机械化及自动化、高效发电及超高压技术、三峡水利研究、核技术及核电站、煤气及液化气、可控热核聚变、新能源开发利用（太阳能、沼气、地热、潮汐、风力等）等八项研究。
工业研究包括：电子和半导体以及各种新型材料、大型精密仪器及自动化研究、研究发展食品品种和工艺以及提高食品质量和营养价值、铁路电气化和自动化技术、解决青藏铁路的冻土和盐湖盐湖及高原的技术和装备技术问题、船舶技术、大型客机及氦飞船技术等二十五项研究。
另外还有：中西医结合、环境治理、光导纤维通信（光纤）、激光研究、计算机研究、卫星发射及研究、卫星技术（测地、航测、制图数字化自动化技术）、高能屋里及设备、低能核物理研究和核数据系统建立、建立现代化天体物理测地基地及加强理论研究、遗传工程和分子生物学以及细胞生物学等。
卫星
总共一八零八项研究，这些研究之中包括我们现在经常使用通讯技术、光纤网络，还包括我们现在都没有研究成功的可控核聚变，也有我们现在还无法突围的电子计算机技术。
从农业到机械、从工业到航天航空、从物理到化学、从材料技术到计算机技术，这一百零八项技术包含范围极广。
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些目标是我们八年时间不可能完成的，但在当时，它激起了全中国的激情、热情，让全国人民为之振奋。
这一次“全国科学大会”，共有6000人参加，其中35岁以下的，仅有150余人，其中就有一个33岁，名叫任正非的青年，因为刚获得全军技术成果一等奖而获此殊荣。
此刻的他正在为父亲平反而发愁，怎么也想不到，十年以后，他会用两万元在深圳创办一家叫华为的企业，而且这家企业会傲立全球。
在科学大会上，我们看到国家领导人想要打造一个富强大国的决心，也看到了国家对科技、民生的重视。
02 那年高考，那些大佬
1978年4月，教育部恢复、增设了55所高等院校，跟着又恢复了高考（实际上1977年就已经开始，1978年是全国统一恢复）。
这时的高考文科含：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外语；理科含：政治、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
其中外语考试并不单指英语，而是在英、德、俄、日、法、西班牙、阿拉伯语中选一门外语，外语考试不计入总分，作为录取的参考。
78年准考证
这一场高考中有一个叫马慰华的年轻人，他原本是沈阳铁路局的工人，他成功考入吉林大学经济系，当时的吉林大学很厉害，能与清华北大比肩，这一次高考，成功改变了他的命运，后来他成为了招商银行总行的行长。
一位名叫张征宇的杭州人，考上了北京工业学院（后改名北京理工大学），一直读到博士毕业，后来他做出了第一代“商务通”。
当时在北京176中学当老师的段永基考上了北京航空学院（后改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研究生，1985年他与人联合创办了四通公司。
四川的一位姓刘的家庭有四兄弟，其中三人参加了高考，分数线都过了，却因为“出身成分”不好没有被录取，1982年他们辞去大家都羡慕的“铁饭碗”创立了希望集团。
七八十年代大学生
视线如果不放在个人身上，转而放到学校，当年广州的华南工学院（后更名华南理工大学）也在1978年迎来了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学生，在人才济济的无线电班，年纪最大的已经40岁，最小的才18岁，在他们之中，有三人关系要好的同学，分别叫陈伟荣、黄宏生、李东生，他们后来分别创立了TCL、创维、康佳三家公司。
高考成就了无数人，但他们都足够的优秀，教育局公布数据显示，1978年有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
有人因为高考，走向了一条“星光大道”，也有人依然在苦苦挣扎。
牛根生
在内蒙古，一个叫牛根生的青年失去了父亲（养父），他处理完养父丧事后，成为了呼和浩特大黑河牛奶厂一名养牛工，到1983年到回民奶制品厂（后来的伊利）做刷瓶工（百度百科说的是厂长，似乎是错的）。
牛根生在这一干就是16年，从一个洗刷瓶子的工人开始，做到组长、工段长、副厂长、厂长，一直做到生产经营副总裁。
1998年，牛根生离开伊利。
1999年，他创立了蒙牛集团。
南存辉
在温州，一个13岁的少年因为贫穷，不得不辍学，成为一名走街串巷的小补鞋匠，他叫南存辉。
六年后，南存辉在一个破旧的屋子里，开了一个小作坊，专门生产开关，这家小作坊后来的名字叫“正泰”。
在深圳，一个叫王石的青年还在端着“铁饭碗”还在工地上做技术员，一个月工资42元，被蚊子咬得受不了，天天盼着工程能早些结束，好离开深圳。
这个年代的大部分人起点似乎都差距不大，大家都在为生存而挣扎，高考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轨迹。
03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
1978年7月28日，《华盛顿邮报》上刊登了一篇关于中国工厂文章。
里面相对比较中肯地提到了当时国营厂的情况，大意是：工人干活并不是十分努力，他们有就业保障、退休金。因此，许多人拼命挤进原本就已经工人过剩的工厂。因为工人过多，导致工人大多数时间都是闲着的，没有一个工人能说情自己的生产任务是多少。
工厂有2500多工人，却没有解雇过任何一个人，工厂管理人员不敢压制工人（开除工人要写申请，上面会派人下来做调查。），而且工作是可以世袭的。
为了鼓励工人的积极性，工厂开始给表现好的工人奖金，一个季度的奖金不超过1.75美元。
废弃的印刷厂
在重庆炼钢厂，一位日本记者采访时发现了一台140多年前的机器，记者惊讶地指着出厂标识板问厂长：“这年代是不是搞错了？”，厂长解释说：“没有，因为质量好，就一直在用。”
1978年8月28日，《日本经济新闻》刊登了一篇关于中国民航老停航的报道。
大概内容是：在中国民航时刻表上，明明写着每天有从北京去哈尔滨的飞机，实际上星期四和星期天都是没有的。记者去问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居然也不知道，只能猜测着回答：“大概什么时候改了吧！”。
上了飞机后，也无法保证准时到达，甚至会因为哈尔滨下雨而停飞。
到了哈尔滨才知道，原来哈尔滨的机场没有水泥跑道，飞机是在草地上滑行的，一下雨就没办法降落，只能停飞。
土房子
一个名叫伊莱·布罗德的美国建筑商来参观了中国几个城市，他的印象是：中国并不发达；很多人用黏土和稻草做砖；两间卧室住了四代人。除此之外，他也承认了中国的一些发展，比如部分地区更换自来水管，建设新工业区，但工业区并没有任何防污措施。
日本《读卖新闻》记者去了上海，并参观了某集成电路工厂和内燃机研究所。
后来，他在文章中这样写：日本生产集成电路的工厂非常干净，没有一点灰尘（无尘车间），但这家工厂就好像大马路，都是灰尘，工厂也承认，生产出来的产品一大半是不合格的，根本卖不出去。记者还观察到，上海内燃机研究所31名研究人员，平均年龄是56岁，因为“文革”内斗，高考停止，根本没有新的技术人员、研究人员，技术人才、研究人才出现了断层，青黄不接。
1978年，在外国人眼中，我们就是落后的、贫穷的，工人懒惰、基础设施差、不在乎环境污染、没有高端产业、人才断代。中国，似乎没有未来！
04 邓公外访
当时身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荣毅仁向邓公建议：“从国外吸引资金，引入先进技术，似有必要设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集中统一吸收国外投资，按照国家计划、投资人意愿，投入国家建设。”
荣毅仁提议成立的这家公司全名叫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信（CITIC）。
中信
邓公对此提议也表示认可。
1979年，中信成立，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它都是引进国际资本的中介角色。
1978年10月23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发布建交联合公报。
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生效的前一天，也就是10月22日，邓公出访日本。
邓公访日
邓公参观、考察了新日铁公司、日产、松下，看到这些公司的“现代化”生产车间，邓公意识到了中国和世界的差距。
在参观大阪松下公司时，被誉为“日本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早已在翘首以待，并邀请邓公参观电视机生产线、展览室等。
也正是因为这次见面，促使八十多岁的松下幸之助开始思考松下在中国发展的策略。
在往后十年里，日本的公司也成为了第一批来中国“拓荒”的公司。
邓公访问新加坡
访日后，邓公又去了新加坡，并对新加坡的经济制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邓公对于新加坡如何利用外资的制度非常有兴趣，因为国内也准备引入外资。
把外资引入以后，要如何为己所用，达成共赢？外资来了，你不让人家赚钱不行，但全部让他赚走了，也不行！
新加坡当时的经济就是一个不错的参考对象。
1978年，中国各领导人访问了许多西方国家，也接待了许多国家政府的领导人。
而这些国家，绝大多数都是以前的敌人（西方发达国家）。
并且，这一年中国停止了向越南以及阿尔巴尼亚的所有经济援助和技术援助。
不难看出，中国在这个时候，已经做出了某种抉择，中国要发展经济了！
05 全国都在发生细微的变化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是一个非常贫穷的“三靠”村子。
他们大部分人秋收后要出门乞讨，春耕前回来耕种，否则口粮熬不到明年收夏粮。
1978年安徽出现了旱灾，夏粮欠收，让小岗村走到了“绝路”，小岗村曾因为饥荒饿死过六十多人。
11月24日晚，在生产大队队长严宏昌的主导下，18个农民凑在一盏昏黄的煤油灯前，在一份契约上按下了鲜红的手印。
这一份契约主要内容就是“分田到户搞包干”。
契约中还提到：“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当年的契约
这一份“生死契约”中透露着坚定、决绝和生离死别的伤感与悲壮。
这一个晚上，这一张契约，给全国农民播下了种子，为全国农村改革，揭开了帷幕。
小岗村在冒着“杀头”风险办“分田到户搞包干”的时候，华西村已经在另外一条道路上走了很远。
华西村
华西村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是“农业学大寨”的典范。
没人知道的是，早在1969年，华西村村委书记吴仁宝早已经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厂。
当时是千万不能让外人知道的，这是资本主义尾巴，要被割掉的。
后来，吴仁宝四儿子吴协恩担任华西村村书记时回忆说：“田里红旗飘飘、喇叭声声，检查的同志走了，我们转身也进了工厂。为什么冒险搞工业？因为种田实挣不到钱。当时全村人拼死拼活，农业总产值24万元，而只用20个人办的小五金厂，三年后就达到了24万元的总产值。”。
到了1978年，吴仁宝盘点华西村资产时，固定资产100万元，银行存款100万元，还有全村人三年的口粮，绝对是全国的“富豪村”。
鲁冠球
华西村偷偷摸摸搞小五金厂时，在天津一个名叫大邱庄的小村落也在“猥琐发育”。
大邱庄是一个远近闻名的贫困村。
大邱庄一个名叫鲁冠球的年轻人在1969年带着六个农民，东平西凑4000元，创办了“宁围公社农机厂”，并自任厂长。
当时，他们没地方购买原材料，鲁冠球就蹬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走街串巷去收废钢铁，也会蹲在一些国营厂外捡废钢管、废铁线。
刚开始，鲁冠球利用收废品、捡废品积攒的废铜烂铁做了一千把犁刀找国营农机公司销售，别人一听他是来卖东西的，直接将他赶了出来，当时销售这些需要“经销指标”，说白了，买什么、卖什么；买多少、卖多少；你能销售什么东西，都是要国家允许的，不在允许范围之内生产、销售的东西，都是“非法”的。
当时的计划经济就好像一个铁桶，密不透风。
精明的鲁冠球在这个铁桶一般的“计划经济时代”之中找到了一条缝隙，就是给附近公社提供配套，比如榔头、柴油机油嘴等，别人要什么，就生产什么。
十年后的1978年，鲁冠球已经有四个工厂：宁围农机厂、宁围失蜡铸钢厂、宁围链条厂、宁围轴承厂。
工人已经达400人，年销售额达300万元。
1978年的秋天，他又多了一个“宁围万向节厂”。
在当时，普通人根本不知道万向节是什么东西，但鲁冠球已经摸爬滚打十年整，并且摸索出了一套自己的经营方式。
在没有《劳动法》，没有私人工厂的年代，鲁冠球1969年就已经搞起了“基本工资制度”“固定工资”“按出勤结算”，1971年又搞“计件模式”，多劳多得。
直到1978年左右，才有少部分国营厂小心翼翼试验“计件模式”，而鲁冠球已经在这条路上奔跑了七八年。
如果要选一个早期民营企业的代表、先锋，鲁冠球绝对是最佳人选之一。
这一年，农村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只是大部分普通人感觉不到。
06 中国在努力接纳世界，世界也在融入中国
邓公在改革初期有过一个构想，引入大量外资，让外资密集投资来拯救中国的经济。
邓公当时表示：同国外做生意可以做大一点，搞它500亿，刑事不可错过，胆子大一点，步子也可以大一点。不要老是议论，看准了就干，从煤矿、有色、石油、电站、电子、军工、交通运输一直到饲料加工，都可以尽快开工。
因为邓公的话，国内当时做了一个引进600亿美元外资的计划。
可口可乐
这一年，可口可乐也进入了中国，暂时以“寄售”的方式交给中粮公司进行销售。
后来被称为“肥宅快乐”水的可乐却不是普通人能喝的，因为只能在涉外饭店、旅游商店出售。
想要全民喝到“肥宅快乐水”还需要些时间。
当时，西方诸多国家刚刚从“经济大萧条”中走出来，他们急切需要开拓新市场，资本家们对中国的市场非常感兴趣。
法国驻华大使对副总理谷牧说：“听说你们要搞120个大项目，我们法国很愿意有所贡献，给我们10个行不行？”
德国巴符州州长说可以贷款给中国50亿美元；北威州说可以贷款100亿美元。
在1978年，中国仅有1.67亿美元外汇储备。
插一句题外话，简单来说：我们要跟国外打交道、做生意，必须要有足够的外汇，也就是美元，拿本国货币是不行的。当时我们落后，各个行业都需要购买设备、技术、商品等等，我们急需大量外汇去国外买更先进的设备和技术等。
然而，这个计划实行没多久就被迫削减，搞建设、跟人合作，是需要投入的，尤其是大量引入、密集投资，需要的外汇就更多，中国太穷了！
邓公意识到问题后，立刻就改变了战略，把目光放到了国营企业改造上。同时，还在南方沿海地区建立特区进行实验，因为这些地方地理位置优越，国家曾经出于战略考虑，将大部分工业都放在了内地（万一发生战争沿海地区容易遭受打击），沿海地区的国有经济并不发达，可操作性更强。
1978年8月，主管汽车行业的一机部（第一机械工业部）向全世界各大车企发出了邀请，希望他们能来中国考察。
受邀企业包括：奔驰、丰田、日产、大众、雷诺、福特、通用、雪铁龙等。
奔驰直接傲慢地拒绝了邀请，并表示不可能转让技术；丰田则以正与台湾洽商30万辆汽车项目为由拒绝了邀请。
通用汽车
第一个来中国的是通用公司，由通用集团董事长墨菲带队。
墨菲表示了非常强烈的合作意愿，并提出了“joint venture(合资经营)”的模式。
当时国内的人并不知道什么是“合资公司”，搞清楚什么是合资经营后，立刻请示了邓公。
邓公表示：“合资经营也可以谈。”
得到邓公首肯后，双方谈判速度加快。
次年（1979年），一机部赴美与通用洽谈合资经营，原本董事长墨菲已经同意，却遭到了董事会的反对，只能作罢，通用进入国内的脚步也停在了1979年，要等到1997年，它才会来到中国。
大众
就在通用拒绝“合资经营”时，德国大众的专家团队也来到了中国，中国唯一坚持的条件是：大众汽车必须国产。
随大众专家团队一起来《明镜》周刊的记者。
他考察了中国的汽车行业，并写文称：“中国车间里的长板凳、橡皮榔头都是我爷爷辈用的工具，并且这里几乎没有任何配件供应商，大众将在孤岛上生产汽车。”
虽然这个记者的话略有些嘲讽意味，却也是实情。
当时我国能生产的配件只有收音机、喇叭、轮胎等，占总部件的2.7%，而且没有一个核心零部件。
全国范围也找不到一家能与桑塔纳配套的企业，几乎没有一条生产线能直接使用，几乎全部要重新改造或建设。
12月24日，宝钢公司在上海宝山打下了第一根桩，并决定从日本引入整套设备，这将会是我国第一个现代化的钢铁基地。
尽管一切都很困难，也有抱怨、担忧，或许我们走过弯路、走过错路，但我们每踏出一步、每打下一根桩，都是我们在努力，在追赶，在接纳世界，世界也在进入中国！
07 我们与世界的差距
在这一年，我国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在12月26日乘坐飞机离开北京，进行为期两年的留学，他们最大49岁，最小的32岁。
全国科协主席周培源、教育部副部长李琦亲自到机场相送。
全国都在等着他们学有所成，归来时报效祖国。
留学生
同时，中国也向德国、法国、加拿大、英国、日本发出了请求，希望明年能分别派500名留学生前往学习。
希望美国能接纳5000名留学生。
如果不知道安排留学生出国的意义，或许看看1978年的世界就能理解。
这一年，微软已经3岁了，比尔·盖茨鼓起勇气，对合伙人说：“我今年的工资绝对不能太低，它应该是1.6万美元。”
当时我国工人实行八级工资制，最高月薪130元左右（不同工种有区别），一年也不过1560元左右。
军队、政府实行二十四级工资制，最高的主席标准工资560元，一年6720元。
那一年美国芝加哥开通了第一个移动通信系统，也就是我们用的手机信号。
这一年乔布斯的苹果公司也2岁了，它在1977年推出了AppleⅡ。
IBM在推动计算机行业快速发展，帮助银行建立跨行交易系统，而我国要等到1979年，中国银行才从IBM引入了第一台计算机，也是我国银行史上的第一台计算机。
诸如此的例子数不胜数。
有人曾说：“如果在1978年，我们就清楚地知道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差那么远，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还有勇气去追赶。”
